但我始终深信，不仅过多的意识是一种病，甚至任何意识都是一种病。

​ ——《地下室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

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在1899年的《梦的解析》当中第一次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概念取自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神话中，俄狄浦斯出生后，其父忒拜王拉伊俄斯从神谕中得知他长大后会杀父娶母，为阻遏这一悲剧的发生，俄狄浦斯被下令丢弃于荒郊野外，而仆人怜悯其子而将其送与科林斯国王。成年后，俄狄浦斯从神那里得知自己注定要杀父娶母，为躲避厄运降临前往了忒拜城，路途中受到一伙人的凌辱，一怒之下杀了四人，而其中之一就是其生父拉伊俄斯，后来他被忒拜人拥戴为王，又娶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忒拜王后。神谕的指示就如此以迂回的方式降临，终究免不了悲剧的厄运。俄狄浦斯得知自己弑父娶母后悲痛不已，刺瞎了自己的双眼，自我放逐，以求忏悔。同样的，1913年弗洛伊德在其书《图腾与禁忌》中还虚构了一个神话式的场景。传说原始部落中有一个残暴无比的专制父亲，他可以享用部落内部的所有女人，但不允许他的儿子们觊觎他的特权。然而他的暴虐和禁令遭致了儿子们的强烈反抗，他们联合起来杀死了父亲，并分食他的身体。不过，父亲的死没有带给儿子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为争夺权力互相残杀，最后他们只好达成妥协，立下了不准乱伦的禁忌，而那一被杀的父亲，也因此成为象征权威的图腾。

在两则神话故事当中，都出现了弑父娶母的乱伦禁忌，弗洛伊德认为这不仅仅是原始部落的禁忌，更是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的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建立的规则原型。我们在这里，不可只在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因为当人们了解到弗洛伊德声称每个人都有弑父娶母的情结后不免露出鄙夷，而这也是后来弗洛伊德一直以其充满性色彩的理论而备受指责的一处显现。事实上，在这两则神话故事中，我们得以瞥见个体之于那一象征禁忌的图腾的结构性关系。当儿子们开始反抗父亲的权威时，他们仅仅是为反抗而反抗吗？当他们出于对父亲的性支配权的觊觎而选择谋杀父亲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遗忘了他们自身的原初欲望，他们不知不觉中转而欲望其父亲的欲望。当他们杀死父亲后，那一原初欲望之所以未得到满足，是因为他们欲望的是父亲的欲望，他们已然将自己分裂了，父亲后来成为那个最高权威的象征，原初的欲望终究被那个他们自身所构想的父亲替代了，这成了乱伦禁忌的根本法。当俄狄浦斯杀害了自己的父亲时，他对自己一无所知，他只是出于自身的防卫而却酿成大错。在那则悲剧的预言中，拉伊俄斯与俄狄浦斯都为逃脱命运而作出决绝，这是他们所知的，是他们有意识的作为，然而他们两次有意中却无意促成了这场灾祸，这又何尝不令人觉得荒诞。然而，当俄狄浦斯得知自己弑父娶母后选择自戳双眼以寻求救赎，其实他仍然不知道弑父娶母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弑父娶母是罪恶的，而不知当令一则神话中儿子们以父亲作图腾订立乱伦禁忌时是出自何种欲望。由此，我们得以看到，弗洛伊德真正揭示的不是人的性欲望或性本能，而是潜藏在人的意识域背后的那不为人知的无意识。

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以普遍怀疑的方式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因为在普遍怀疑中，笛卡尔说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而我在怀疑本身是不可怀疑的，因为当我怀疑我在怀疑时，我已经在怀疑了。于是那一自巴门尼德的“思与在”的统一性问题似乎在笛卡尔那里得到了完善。然而，笛卡尔在普遍怀疑中找到了“我思”这一无可置疑的存在，弗洛伊德却同样从怀疑“我思”中发现了其背后的“不思”。这如何去理解？如果我们转而看一看语言的问题应当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1921年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出版，标志着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维特根斯坦提出，“一切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对于一切不可说的，我们应当保持沉默”。从上世纪初开始，西方从启蒙时期的理性原则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不断走向衰落，哲学家们也开始质疑理性是否意味着真理，换句话说，语言是否能穷尽真理。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语言是存在界限的，也就是说，语言之外总有一些东西是无法被表述的。我们不妨看一下那个著名的说谎者悖论，即某人说“我现在说的这句话是谎话”，那么他到底是否说谎？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提出这一自指悖论中存在着言语和陈述当中的主体的分裂。在那句陈述当中的“我正在说谎”的“我”实际上并不指的是在语句背后的那个言语的主体，而是陈述中的陈述主体，也就是那个说谎者是陈述中的“我”，而那个说这句话的是言语的我。简单来说，当“我”在语句中时，“我”就不再是言说这句话的我了，而是被提至于陈述的主体“我”了。陈述的“我”在说谎并不意味着言语的我在说谎，就在这里我们得以看见，当主体言说时，主体就发生了分裂。拉康在其精神分析理论中就提出，无意识是被语言所结构的。因此，笛卡尔在提及“我思”时，他没有意识到的是陈述的主体，而他忘记了，那个“我思”背后真正存在着的那个言语的我的存在。也就是说，“我思故我不在”，或者说“我不思故我在”。

在拉康的家庭三元结构中提出了主体无意识结构的“神话性”回溯。在儿童最初的发展阶段中，母子二元结构构成了一个共生关系，母亲作为儿童最初所接触的对象的依赖性关系，构成了主体最初的欲望。孩子与母亲融洽合一的那一场景被视作在回溯中构建出来的原初欲望，然而当母亲以语言作为对孩子的回应时，孩子就在其需求当中与母亲的语言回应中发生了分裂。对于孩子来说，他需要的只是与母亲永远在一块，并且永远能够满足其需求。而母亲的语言回应总是和孩子的需求不对等，孩子在这种场景中被迫的感受到不断的失落，也就是需求的不被满足。后来，当孩子学会以语言的方式来发出自己的要求后，他就由此进入到了语言的象征秩序中。他的认识来自于那个陈述的“我”，以及像“我是父母的孩子”、“我叫某某”等陈述中获得了一个最初的象征性的位置，他从此便与那个言语的“我”的存在告别。主体的分裂以及象征秩序中的注册就是在这里发生的。而随后，随着父亲的介入，孩子被禁止与母亲过多的在一块，也就是那个神话场景中的乱伦禁忌。孩子为了得到自我认同，便从母亲的认同中转而认同于父亲，因为在父亲那里，他才真正在一个彻底的象征秩序中确立自己的位置。毫无疑问，仅就这一神话式的家庭场景而言，我们似乎还看不出什么。但是，我们不能将其视作一个真实发生的场景，因为这一场景是在回溯中构建出来的，他只是一种对无意识诞生的构想方式。一如我们的记忆总是不可能真正还原过去而总是随着后来的境遇的不断变化而修正，但记忆中总是存留着我们背后的无意识的创伤，那个不被我们所发觉的主体的真相。这一妄想式的回溯也同样如此，他仅向我们揭示一个主体诞生时刻的无意识分裂。从这一回溯中，我们能知道的是，在主体在一个家庭的生命原初境遇中，主体是怎么构成的，主体是怎么进入语言秩序的，又是怎么进入象征秩序的。语言，因其深埋在我们与他者的联系当中，却总是不为我们所真实认识。然而，就像拉康所说的那样，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结构，而无意识又是被语言所结构的，因此在语言的背后总是有那样一个被结构的无意识主体。我们的意识背后，无意识总是在场，而且是以不被意识的方式在场。

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提出无疑是一场关于人类意识和心理学的巨大革命，但是对此我们该作何理解？弗洛伊德理论中出现有过多的性色彩词汇，乃至于至今仍为许多人学者所诟病，弗洛伊德最早的一些追随者都因此而与其分道扬镳。荣格就曾在他的作品中质疑，说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有人会将什么都和性扯在一起，包括大概许多读者初读弗洛伊德总觉得其名声似乎大过其思想。后来精神分析传传播到美国，在当地流行起一种自我心理学。按照他们的看法，精神分析的目的是为了让患者重新找回一个完善充分的自我，以此能重回社会秩序中。我们不妨就这一点来探讨。当人们谈论要找到自我，要做真实的自己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自我究竟是什么？自我是否真的存在？当我们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的主体意识并不是自始自终就存在的。历史越往前追溯，人就越是被束缚于共同体之中，若不在共同体当中，个体就无法生存。在封建时代，人们必须依赖于共同体，依赖于集体意识，人的自我意识较少甚至于几乎没有。而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后，人类的生产力飞速发展，也让人第一次从群体中脱离出来。个体在私有制度下保持独立，人与人之间公平竞争。也正是如此，古典经济学普遍把个体设定为理性的主体。人的主体性第一次在市场经济中得到一个边界。包括在今天我们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个体主义、自由主义是紧密相连的，西方民主自由理念也普遍认为个体性就是意味着自由。自我心理学能够在美国大力畅行便不难理解，这和意识形态是分不开的。按照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人对自己的认识不是先在的，而是从主体对周围生活世界的认识中生发出来的。人的主体实践在与物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渐渐认识到自己处于此时此地。人类社会不断的发展，我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对自己的认识也越深刻。古希腊哲学认为人的灵魂高于一切，在现代科学普遍祛魅的时代逐渐瓦解，人们发现自己不过是茫茫宇宙的一粒尘埃。这也是为什么拉康认为人的主体意识总是被他者所结构的，主体总是被那些离心化的东西、异在的东西所铭刻。对于拉康来说，主体本就是不自由的，自我本就是不存在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拉康的思想与佛教无我观不谋而合。按照拉康的说法，自我是他者结构的，在这一幻觉背后就是那个无意识的主体，那个只是纯粹存在而又不可说的主体。一切自我都是他人的自我，一切欲望都是他者的欲望。当人们说表达自我的时候，与其是表达他们自身，不如说是表达他者。在语言那个绝对的大他者那里，我只是将自己置于某个象征位置，我不过是他者的一个代理，我在代行他者而言说。

我们能够接受这个答案吗？如果自我不存在，那么我们何去何从？如果我们自我只是他者的代理，那我们只是被必然性所遏制吗？似乎人总是要执着于某些东西，若非此，那人就无法去生活。因此不如说，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上帝。拉康多次强调，精神分析的目的并不是要让主体找到自我，不是为了解决自我的冲突，而是要让主体直面自己的无意识，直面自己欲望背后的真相。至于在那之后，个人如何选择，这是真正的自由。这并不是让人沉沦于彻底的虚无，而是在寻求意义的同时也不执着于那个意义。看一下我们身处的时代，优绩主义与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我们执着于那些充满魅惑的符号时，我们何尝知道自己在欲望什么呢？我在这里无意去作任何批判工作，因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如前所言，若我在这里的大加批判，那和那些执着于某物的人有何不同呢？当我们不断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实际上我们也在为语言的暴力所伤。在这个时代，我们被四面八方的呓语所逼嗤，信息并不带给我们真正的认识，反而是一道无形的枷锁。若未能看到那幻象的谵妄狂欢背后的空洞与无知，恐怕我们只会随着那无端的漂泊之舟被风暴所摧残、撕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