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的源流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是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
共产党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但不能立即实现，要通过“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带来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负责把蛋糕做大，社会主义负责把蛋糕平分。）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建国构想
1949年，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完成。
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国营经济（国企）、合作社经济（农村合作社）、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私企）、个体经济（个体户）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制所有制企业）。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生产力、工业化发展和人民思想认识（对社会主义的接受）。
革命后期生产力上来以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会产生基本矛盾甚至主要矛盾。
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行
刘少奇“剥削有功”的说法：剥削是社会制度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代替封建主义剥削方式是一个巨大进步。
产生分歧：刘少奇倾向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毛泽东更重视阶级力量的消长和对资产阶级的控制。
社会主义前途没有写进《共同纲领》，以稳定人心，避免强迫于人。
理想与政策之间的张力
对商业投机资本的打击伤及了私人工商业，导致市场萧条、商品滞销、开工不足、失业增加。
土地改革的分化问题：新中农追求个人发家致富，容易产生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通过组织合作社，把农民引导走向集体化，才是实现了全部领导权。
酝酿放弃新民主主义
1951年底、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加深了对共产党干部道德危机的担忧，同时强化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负面映像。
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经济结构上，国家垄断了金融，统治了对外贸易，私人企业也在国家的掌控之中，半数以上的私人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这些都加强了毛泽东的信心。
毛泽东提出要在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在这里彻底消失。
仿效苏联模式
优先发展重工业
工业化战略在党内产生分歧：毛泽东鉴于斯大林的态度以及一贯以借鉴苏联模式的态度，倾向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刘少奇和周恩来倾向于为了积累资金和改善民生考虑，优先发展轻工业。这次分歧在朝鲜战争爆发和苏联援助的到来后才得到共识。中国入朝作战，中苏之间的合作更加密切了，最终确定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速度力求迅速的方针。
当时国内几十年的制度按排，需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但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统购统销的深远影响
经济上建立在公私企业制度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双轨运行的体制，帮助中国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但与即将开展的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计划难以匹配，这个工业化计划要求有更快的资金积累，更集中的资源调度。
粮食需求量增长过快，导致粮食收购危机，采取了统购统销的办法来解决。统购统销的关键问题是会影响到农民的利益，但为了长远利益，需要农民作出牺牲。（当时农民处于自身考虑，面对粮食危机会积压粮食，以高价卖出，所以国家选择从农民那里统一购买粮食，再统一销售给城市。） 统销统购被赋予了意识形态合理性和阶级斗争功用，这一意象临时的危机处理措施转变成意象长期政策。
高潮是如何出现的
社会主义改造提前11年完成，归功关于毛泽东以路线斗争的方式加以推动。毛泽东始终坚持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加强粮食征购，推进合作化1955年灾害影响下出现工作粗糙、强迫入社、农民反抗、生产不积极等问题，短暂放缓了合作化。毛泽东结合实地考察以及相关报告决定继续加强农业合作化。在当时掀起对“右倾主义”的批判风，一致拥护毛泽东，合作化达到高潮。所谓社会主义高潮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实现语言。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背后也存在很多利益动机，比如对贫农来说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的确在土改中实现了翻身；合作社的规模越办越大，干部所掌握的资源也相对更多。通过农业合作化和私企工人来孤立资本主义，迫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同时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给予帮助。
“举国体制”的形成
毛泽东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指定宪法获得执政合法性，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体制转换。
通过选举建立一党政府，地方分权向中央集权过渡。
文化改造：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统治地位，教育模式上仿效苏联教育模式
社会整合：建立城镇街居制（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单位制度（国家管理公有体制内人员的组织形式）、人事档案制度（便于干部的管理和使用）、户籍制度（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划分）。
追寻赶超之路
苏共二十大引出的改革思考
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提出避免苏联弯路，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
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意识形态目标需要向现实作出妥协：适当分权，扩大地方的权利；适当放慢重工业，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允许自由市场的存、个体经济和分散经营的存在。
扩大民主的尝试
借鉴西方议会制度，允许学术自由，鼓励大众批评，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利，反对个人崇拜，从阶级矛盾转变为生产力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矛盾，中心任务转到发展生产力上。
1957年的“大转弯”
中共新的探索被波匈事件（1956年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暴力冲突事件，反映了波浏览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打断。当时国内一些地方发生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闹退社的情况，增加了高层的紧张感。毛泽东开始发动党内整风运动：第一是小民主转向大民主，党内对党外的批评有怨气，需要整顿党内的作风，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第二是采取“引蛇出洞”策略，要求党报刊登鸣放言论，引右派出头，以“暴露其反动面目”。第三是把运动引向人群，反右派斗争扩大为全民的整风运动。反右运动导致知识分子受到伤害，民主党派集体失声。
赶超模式的大实验
- 1955年开始酝酿和发动一场大跃进，提出15年赶超英美的目标。
- 最初急切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但经过反右运动，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靠不住，转向底层民众的动员，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
- 1957年分权走向极端，1958年市场彻底消失，中央计划失去约束力，各级政府滥用职权。
- 大跃进期间最大的制度变革是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扩大了国家的控制力，合作社时仍然存在家庭私有财产，而公社将所有财产全部集中，民力被滥用，官员数据造假。
- 党和群众对共产主义理想抱有炽热的憧憬。
滑向大饥荒
- 1959年出现饥荒
- 实行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按劳分配，恢复自留地，允许副业，退赔算账，这些退让的政策实行存在阻力。
- 彭德怀和毛泽东一右一作，出现内部矛盾，庐山会议后开展反右运动。
思想和体制透视
三年饥荒的原因：
- 这场实验之所以通行无阻是因为依托于一个“全能主义”的集权体制，最初处于过度的个人崇拜，而庐山会议后则出于畏惧。
- 下级领导干部执行时添油加醋，借题发挥。
- 直接原因是国家实行了高征购，许多地方反瞒产，夺走了农民的口粮，又因为完全封闭了粮食自由市场，人们无法交换获取粮食。
启示：对人类理性的局限保持警惕，谨慎对待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
发动继续革命
危机下的退却与分歧
危机下的退却
毛泽东意识到错误，1960年后开始遏制“共产风”，实行了一系列退让的措施：保留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市场；缩小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规模；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但有一个前提不能动，即1958年依赖的总路线。
各领导人下农村调查，深入了解了农民的困苦。
调整及其分歧
七千人大会对于“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出现分歧，刘少奇批判“三面红旗“的错误，至此与毛泽东产生裂痕。
毛泽东强力干预
毛泽东把一些领导的缓和政策概括为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支援民族解放斗争少），批判翻案风、单干风，坚持总路线。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从国际反修到国内防修
20世纪60年代，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中共指斥苏共“修正主义”，苏共指斥中共“教条主义”。中国急于赶超斯大林模式，追求社会主义的纯洁形态；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则尝试引入市场因素改革传统体制。赫鲁晓夫主张缓和阶级斗争，经济上尝试引入利润机制，扩大企业“生产经营独立自主性”，实行物质刺激等。毛泽东坚持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斗私批修”，消除人们思想里的私有观念。
从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
城市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农村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派生出官僚主义，毛泽东发动群众整风。
四清运动转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冲突，毛泽东认为党内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派，存在修正主义的倾向，为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了隐患。
毛泽东的目标
毛泽东感受到右倾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险，他认为这样的趋势下去，社会早晚变得与旧社会差不多，因此他要搞一场实验性的革命，扭转这个趋势。按他的说法，“文革”是一场“全国性的演习”。毛泽东的理想主义，使得革命的热情越来越激进。
文化大革命何以发动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能避免
- 党内的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 中苏论战和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和邓小平扮演了经词语毛泽东的角色。
群众是如何卷入运动的
- 1966 年开始群众中出现各种组织，尤其是中学生和大学生建立的红卫兵组织。
- 反映了群众对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
暴力、派性与权利斗争
- 一般认为，林彪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1971年9月13日，林彪集团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失败后，乘飞机外逃，中途机毁人亡。）
- 文革演变为一场武化革命：“红色恐怖”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对被批判被斗争者的殴打和折磨；派别冲突是发生在对立的群众派别组织之间的暴力冲突；刑讯逼供是在“群众专政”即超越法律的群众性关押、审讯当中的暴力行为。
- 派别的形成具有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原因，派别一旦形成，便具备了追逐权利的本性。
- 毛泽东希望通过文革造成的天下大乱来暴露右派。
- 截至1980年年终，纠正冤假错案17.5万件，冤错比例64%。
- 林彪集团谋定武装政变，《五一七工程纪要》记录了它们的反动事实。
恢复秩序与维护“文革”
-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陷入了恢复秩序与维护“文革”的双重困局。
- 毛泽东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对老干部派与文革派左敲右打，驾驭两股力量，维持权利平衡。
- 邓小平的复出具有标志性意义，1975年毛泽东赋予邓小平“三副一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重任，让邓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
- 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揭示了他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 1976年清明节前后，皆悼念周恩来的机会，北京市民发起了“四五运动”的抗议活动。
转向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的缘起
应对危机的选择
- 改革的发生是危机“倒逼”的，“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几乎到达了崩溃的边缘了。
- 积极的一面：1952年到1978年初步建立了一个工业体系，走过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最初阶段。教育、就业保障、平均寿命、医疗、妇女解放这些方面都有成效。
- 民生问题迫在眉睫，农民吃不饱饭，住房短缺。1977年提出了宏大计划：要在本世纪末实现“高度的现代化”。
外部压力与启示
1978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国出境考察高潮，第一次身临其境观察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当代发展情况，使中共高层官员大开眼界。西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远远超出了中国人的想象，亲见亲闻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有些好制度值得借鉴。德、日、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都是在十几年实现的现代化，这给领导层增加了信心。
思想解放运动
要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必须经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胡耀邦组织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舆论战推动了1979年后全国范围的平反和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进程。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1980年10月关于历史问题的4000人讨论中的许多发言，大胆地冲击了一系列政治和理论禁区：批判文化大革命、抨击个人迷信、加强民主和法制。在毛泽东问题上，以“科学的”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以“发展主义”取代“阶级斗争”确立为新的意识形态。
改革力量的聚合
- 1980年，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成为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形成所谓“邓、胡、赵体制”。
- 1980年代初，中国改革的支持力量主要是“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
- 中共文化政策逐步放宽，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和学术、文艺期刊雨后春笋般出现，不断有新学科、新观点、新思想涌现。
- 邓小平改革是发展主义的，以推动经济发展为第一目标，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挑战共产党的合法性。
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 中国改革是“渐进”的，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通过不断地试验逐步推进，允许不同选择进行竞争。
- 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让多数人受益。
- 渐进改革实质是“体制外改革”，在计划体制的主体部分不做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允许和扶持集体企业、个体经济、私营企业。
最初的改革思路
最初的改革思路是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搞活经济。允许一部分人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以承认差距来激励进取，增加财富总量，达到最终惠及全体的目标。对市场作用的重新估计，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以增加计划经济的活力。
体制外经济的成长
中国经济改革被称为体制外先行的改革。城镇非国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的恢复发展，没有遇到太大思想障碍，并不是因为理论上率先突破，而是因为迫于现实压力。
依据经典理论，雇工8人是个体经济与私人经济（广义上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分界点，但这一限制很快就突破了，决策者对此的反馈是默许的。
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11条增加了一段内容：“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农村突破的意义
放宽农村经济政策，为农民松绑解禁，使农民获得了过去所没有的自主权和选择权；调整宏观农业政策，让利于民，又使农民的选择获得了利益刺激。于是，多数农民选择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
包产到户对农民的吸引力主要有两个：
- 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使农民不担心单干会发生生产方面的困难。
- 有了自由，重新把饭碗拿在自己手里。
改革激活了农民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乡镇企业灵活的内外机制使它具有比国有企业更强的竞争力和自生能力。
1980年代末依赖，持续的民工潮引发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浪潮，是长期封闭式人口管理积聚起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进城冲动的集中进发。源源不断的农民工无疑是制造“中国奇迹”的主角之一。
开放推动改革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走得这么远，就在于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展开的。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清晰，而且始终没有动摇过，就是要在坚持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将中国经济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来发展自己。
- 注入增长动力：引进技术，加速本国技术变迁；利用世界自由贸易秩序，通过进入国际市场获得增长动力；稳定的政治环境、高信用的政府、低通货膨胀、高储蓄高投资、低廉的土地租赁和劳动力成本等因素，使得中国能够获得国际市场的亲睐。
- 引入市场因素：深圳经济特区是市场经济的试验区，一切向国际市场接轨。后来市场经济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再到腹地，市场化逐步扩散开来。
- 提供思想资源：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但同时坚持自主选择的原则，而不是一揽子的照搬。
越过市场化门槛
传统社会主义的三大原则：坚持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因此改革的目标是模糊的，而且后期逐渐出现对改革的质疑。
1980年代的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允许和扶持体制外经济的发展，这让多数人受益而很少有人受损，使中国经济获得了第一份增长红利。但到了1980年代末，留下了两个遗留的难题：
- 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价格市场化改革受阻：1988年，中国经济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物价水平持续上涨，中央决定启动“物价闯关”，即短期内迅速理顺价格体系，然而，这一措施迅速引发了全国性的抢购风潮，导致物价全面失控。
- 国有企业承包制效益递减：由于体制外经济的竞争，国有企业负担过重，亏损面大。
由于国内改革受阻，接着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转入低潮，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占了上风，改革一时失去方向和推动力，社会上普遍存在焦灼情绪。邓小平南方谈话正是在这样一个关口发表的。南方谈话有一句名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越过了它的临界点。经济改革重点从增量转向存量，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
超越传统社会主义
传统社会主义实行共产党高度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和市场作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全面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强制工业化，与之相适应，严密控制思想舆论，对外部世界基本封闭。
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起于列宁、成于斯大林，一般把它称为“斯大林模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趋势是超越传统社会主义。
追寻共产主义的梦想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被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所深深吸引，他们迫切希望实现共产主义，把它当作指日可期的目标和行动纲领，但忽略了马克思有关“自然历史过程”的告诫。（马克思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共产主义不可能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先开始，最有可能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出现）
传统社会主义的兴起与衰落
传统社会主义盛行的原因：
- 20世纪20～40年代，思想界盛行的是计划经济思潮。
- 苏联的工业化奇迹给中国带来信心，加快了仿效苏联的脚步。
计划经济在初期的确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但到后期开始逐步停滞，原因在于：
- 计划经济做不到完美的计划。
- 计划经济消磨掉了人们的进取心，经济发展失去动力，只能依靠国家不断的动员。
- 计划经济扼杀个人自由，个人对国家产生依赖和服从。
- 户籍制度的不平等。
- 阶级斗争对暴力的滥用和对人的伤害
中国尚未完成的超越
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把中国带上了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但同时也催生了严峻的挑战：
- 公权力私有化：毛泽东时期的集权制遗产以及市场化转轨释放出来的寻租空间，催生了权利腐败和权贵资本主义。
- 是商业原则对社会的全面渗透，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盛行。
未来：坚持现代市场经济，深化市场化改革，市场化必须与社会公正同行，逐步实现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文化背景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化模式和路线图。